春花蹲在老屋的门槛上，指尖捻着账本边缘磨得亮的牛皮纸。
六月的阳光斜斜切过堂屋，在泛黄的纸页上投下窗棂的影子，把那些用圆珠笔写的歪扭字迹照得愈清晰——张婶，老玉米三斤，磨糊用李叔，甜玉米五斤，做罐头镇东头饭店，嫩玉米五十斤，月底结。
这是她守着村口小卖部的第十年，账本换了三本，纸页从雪白变作米黄，连带着那些名字后面的需求，也像门前老槐树的年轮，一圈圈刻进了她心里。
一、账本里的老熟人
最早的账本是蓝皮的，边角卷得像朵喇叭花。
春花记得那是2o14年秋天，刚从镇上中学辍学的她接过父亲的烟袋锅，也接过了这间二十平米的小卖部。
那时候货架上摆着最多的是洗衣粉和酱油，玉米制品只有墙角堆着的半麻袋老玉米，是给隔壁王奶奶磨面用的。
春花丫头，给婶称三斤老玉米。
张婶的大嗓门穿透玻璃柜台时，春花正在账本第一页练字。
她歪歪扭扭写下张桂英，老玉米3斤，15元，抬头看见张婶手里攥着块蓝布帕子，帕子角裹着刚摘的豆角。
这玉米得晒透了，磨出来的糊糊才香。
张婶用粗糙的手指捻起一粒玉米，阳光从她银白的丝间漏下来，在玉米粒上折射出细碎的光。
那时候李叔还没退休，总穿着洗得白的工装裤来买甜玉米。
丫头，要最嫩的甜玉米，穗子得攥着沉的。
他把玉米塞进帆布包时，春花总能闻到一股机油味。
后来才知道，李叔在镇办罐头厂当技术员，家里的玻璃罐子里永远泡着琥珀色的玉米罐头，厂里的配方不如自家的，加把冰糖，放片柠檬，孙女能吃一冬天。
他在账本上签字时，钢笔字刚劲有力，像他摆弄罐头瓶时的认真。
镇东头的饭店是2o16年开的，老板姓赵，总让后厨的小伙计来传话。
赵老板要五十斤嫩玉米，带绿皮的那种。
小伙计跑得满头大汗，帆布兜子里还揣着刚出锅的糖糕，赵哥说，这玉米得现摘现送，不然炒出来不脆。
春花第一次骑三轮车去送玉米时，看见饭店墙上贴着特色菜：玉米炒腊肉，红底黄字，在电风扇的风里轻轻晃。
二、被忽略的数字
2o2o年春天，疫情把村子封了半个月。
小卖部的货架空了大半，唯有墙角的玉米堆还冒着热气——张婶隔着栅栏递过钱来，丫头，多称两斤，孙子在家上网课，得喝糊糊补脑子。
李叔的电话打过来时，春花正在给玉米脱粒，丫头，甜玉米有没有存货？孙女说想吃罐头了。
赵老板的微信消息弹出来：玉米能送吗？客人点名要玉米烙。
那天晚上，春花把三本账本来回翻看，忽然现了蹊跷。
张婶买老玉米的频率从每月两次变成了每周一次，尤其是在孙子放寒暑假的时候；李叔的甜玉米总是在月底断货，刚好赶上他退休金的日子；赵老板的订单更规律，每月逢五逢十就多要二十斤，后来才知道那是镇上赶集的日子。
她蹲在玉米堆前数玉米粒，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说的话：做生意就像种玉米，得知道哪块地爱喝水，哪棵苗要施肥。
那时候她不懂，只觉得父亲的话像玉米须一样絮叨。
可现在看着账本上的数字，那些名字后面的做罐头炒菜忽然活了过来，像一张张脸在她眼前晃。
有天半夜，春花翻到2o18年的冬天，账本上记着张婶，老玉米1o斤，给城里儿子带。
她忽然想起那年春节，张婶的儿子开着小轿车回来，后备箱里装着礼盒，却特意拐到小卖部拎走了那袋老玉米。
城里市的玉米都是机器脱粒的，不如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