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堵高墙的“核心圈层”之外。
就在国际学术界普遍看衰、甚至无视繁缕研究院之际，一场关乎华国科研战略未来的高层讨论与决策，正在悄然加速。
陆时羡在燕京的汇报，以及其后“枢纽蛋白”研究成果被疑似窃取、科尔德斯普林抢先发表论文等一系列事件，如同接连响起的警报，清晰地传达到了华国科技决策的最高层。
显然，这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研究院的得失，而是被提升到了国家科技安全与战略竞争力的高度。
一份汇集了近期国际学术动态、繁缕研究院遭遇的详细报告，以及科技顾问委员会周老等人强烈建议的内部参考，被摆在了关键领导的案头。
报告尖锐地指出：如果像繁缕这样拥有顶尖科学家、布局前沿方向、且已取得先发优势的团队，仅仅因为基础设施的短板和来自国际竞争对手的非传统手段，就导致重大科研成果流失，那将不仅是陆时羡团队的损失，更是国家在生命科学这一战略领域难以估量的损失。
然而，要推动“生物专用超算”这样投资巨大、技术风险高的项目提前上马，确实绝非易事。
内部的争论和障碍依然存在，博弈依然在多个层面展开。
首先是预算分配的“零和博弈”。
财政部和相关预算审批部门的担忧来的最为现实。
因为国家的科研投入盘子是固定的，大幅增加对“方舟”计划的投入，必然意味着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项目资金会受到挤压。
高能物理、空间科学等一些传统优势领域的资深专家甚至委婉提出异议，认为应将资源集中于已具备国际领先地位的领域，而非在一个尚未看到明确回报的新兴交叉领域进行如此高风险的赌博。
其次是技术路径的保守派与激进派之间的斗争。
工业与信息化部门及部分超算专家，对陆时羡团队提出的高度定制化、异构融合架构持保留态度。
他们认为，基于现有成熟的cpU+GpU架构进行优化，是更稳妥、风险可控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