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拥有更强的品牌号召力、更稳定的资金流、更庞大的合作网络，可以轻易地吸引更多人才，持续不断地投入资源。繁缕呢？他们经得起这种消耗战吗？”
在某个专业论坛的投票中：“你认为谁将最终赢得‘枢纽蛋白’竞争的胜利？”
科尔德斯普林以超过85%的得票率遥遥领先。
“被挖角、数据疑似泄露、成果被抢发……这简直是学术界的灾难片剧本。”许多人将繁缕研究院的遭遇视为一个典型反面教材。
一位管理学的学者甚至以此为例，在博客上分析“新兴科研机构的脆弱性”。
“繁缕研究院的案例清晰地展示了，一个缺乏深厚机构资本的新生力量，在面对来自传统权威的竞争，尤其是非常规手段时，是多么的不堪一击。这不仅仅是科学问题，更是资源、网络和风险抵御能力的全面考验。”
这种论调下，繁缕研究院被塑造成了一个“悲情”的、“天真”的挑战者形象，虽然其提出的方向有价值，但似乎注定要为它的“年轻”和“经验不足”付出代价。
“也许陆时羡应该回到他更擅长的领域。”一种看似善意实则轻视的建议也开始出现。
一位匿名评论者在《自然》新闻栏目下的留言获得了高赞：“陆在植物学和之前的诺奖工作中展现了惊人的才华。但细胞信号领域是科尔德斯普林、哈佛、斯坦福这些地方玩了半个世纪的‘主场游戏’。”
“何必用自己的短板去碰别人的长板？专注于自己的优势领域，或许是更明智的选择。”
这种论调背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圈子文化和领域壁垒思维。
当然，并非完全没有不同的声音，但这些声音微弱且迅速被淹没。
偶尔有来自华国本土的学者，或者少数与陆时羡有过直接交流、了解其能力的国际合作者，会试图辩解几句，强调繁缕研究院的仪器平台非常先进，陆时羡的思维极具穿透力。
但这些声音往往会被视为“民族情绪”或“个人关系”使然，缺乏说服力。
“平台可以买，想法可以被复制，但科尔德斯普林那种历经数十年沉淀的‘生态系统’，是花钱买不来的。”这样的反驳往往能轻易终结讨论。
于是，在国际学术圈的“主流”叙事中，一幅清晰的图景就这样被勾勒出来。
科尔德斯普林实验室，凭借其深厚的功力和强大的实力，在一个新兴的重要方向上，成功地“接管”了来自东方的火种，并率先取得了突破，至于其手段是否完全光彩，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淡化了。
而那个名为“繁缕”的、不知名的新兴研究院，则扮演了一个虽然提出了有趣想法、但最终力不从心、惨遭碾压的“先驱者”或“垫脚石”的角色。
这种广泛存在的看衰情绪，不仅仅是一种舆论，它更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压力和阻力。
可以预见，繁缕研究院在未来的国际合作拓展、顶尖人才招聘、甚至在高水平期刊上发表论文时，都可能因为这种“失败者”或“不可靠”的标签而面临更多的质疑和更高的门槛。
艾伯茨教授所期待的“让证据和深度说话”的理性环境，在现实的学术名利场中，往往要让位于更简单、更势利的判断标准。
此刻，在绝大多数旁观者眼中，繁缕研究院不仅在这场竞赛中落后了，其未来的前景，也因为这接连的打击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似乎没有人相信，一个刚刚遭受重创、名不见经传的机构，还能从科尔德斯普林这样的巨人手中，重新夺回主导权。
科学的理想国或许没有疆界，但科学的现实世界，却存在着看不见却坚实无比的围墙与阶层。
繁缕研究院，显然正被许多人排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