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5年，水球区健康省的清晨，总是被一层淡淡的药味裹着。那味道不似新药的清冽，而是混合了消毒水的刺鼻、过期药片的苦涩，还有一丝挥之不去的沉闷，像一张无形的网，笼罩着整个社区。
社区医院的候诊区里，三十几张褪色的蓝色座椅被磨得发亮，边缘处的布料开裂，露出里面泛黄的棉絮。座椅上坐满了患者，有人蜷缩着身子，眉头紧锁按着腹部；有人攥着皱巴巴的处方单，指节因用力而泛白，时不时叹气；还有人对着缴费窗口上方的电子屏发呆——屏幕是2090年的老旧款式，背光忽明忽暗，上面“降压药：80星币\/盒”“抗生素：120星币\/支”“退烧药：35星币\/瓶”的红色数字，像一块块烧红的巨石，压在每个人心头。窗口前的队伍排得很长，每个人都攥着口袋里不多的星币，眼神里满是焦虑与无奈。
罗晴穿着洗得发白的浅蓝色护士服，领口的纽扣掉了一颗，用一根白色的线草草缝住。她正蹲在候诊区的角落，给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量血压。老人叫王大爷，是社区里的独居老人，脸上刻满了深深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他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深蓝色的布包，布包上补丁摞补丁，边缘已经磨得毛边，里面是他全部的积蓄——三十枚皱巴巴的小额星币，够买半盒最便宜的降压药，却不够支撑一个月。
“姑娘，要不……我还是别量了。”王大爷的声音发颤，带着浓重的喘息，“药太贵了，我这老骨头，挺挺就过去了，别浪费你时间。”他说着，就要抽回胳膊，枯瘦的手腕上布满了老年斑，血管凸起，像老树枝一样。
罗晴的鼻子一酸，眼眶瞬间热了。手里的电子血压仪停在半空，屏幕上跳动的数字还没稳定。她来这家社区医院三年了，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场景：
设备老旧得让人揪心——唯一的一台超声仪还是2080年的“康泰-3”型号，机身锈迹斑斑，探头的橡胶套开裂，每次使用都要反复调试，稍微一动就会出现雪花点，上个月还坏了三次，很多患者只能转去市中心的私立医院，花几倍的钱做检查；
药品紧缺得让人无奈——进口的特效药品被“罗氏医疗”“黑石健康”等几家大公司垄断，价格翻了十倍不止，普通的抗生素从十年前的12星币\/支涨到现在的120星币\/支，降压药更是从15星币\/盒涨到80星币\/盒，医院的药柜经常是空的，每次进药都要托关系、等配额；
医生流失得让人绝望——有经验的老医生要么被私立医院高薪挖走，要么干脆退休，留下的大多是刚毕业的年轻人，没见过复杂病例，连严重些的感冒都不敢轻易确诊，只能让患者去大医院，徒增负担。
“大爷，血压还是得量，不量怎么知道情况？”罗晴强忍着情绪，声音放得柔缓，重新握住王大爷的手腕，“药的事咱们再想办法，总会有办法的。”
她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想办法”不过是安慰人的空话。她试过向院长申请药品补贴，院长坐在堆满文件的办公桌后，揉着眉心说“医院经费不足，连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试过联系药品经销商谈低价，对方坐在豪华的悬浮车里，叼着烟说“要低价可以，先交五万星币的‘合作费’，不然免谈”；试过发动同事捐款，可大家的工资都不高，捐的钱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救不了所有人。
罗晴看着王大爷布满皱纹的脸，看着他眼里强忍的泪水，突然觉得自己这个护士，当得很无力。她当初选择读护理专业，是因为小时候得了急性肺炎，家里穷，是社区医院的老护士李阿姨用便宜的青霉素救了她，李阿姨当时摸着她的头说“丫头，以后当护士，要多为老百姓着想”。可这三年来，垄断的药品、紧缺的设备、微薄的工资，像一把把钝刀，渐渐磨平了她的初心，让她差点忘了自己为什么要当护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