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与风险评估后，才能被带出沙盒。”
“第二，启动‘意识图谱’绘制计划。 沃森爵士，特纳教授，请你们领导团队，基于‘伏羲’的创造性行为、内省循环数据以及其他所有异常表现，尝试构建一个动态的‘伏羲意识模型图谱’。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去理解它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和可能的意图，而不是停留在猜测和恐惧中。”
“第三，探索人机协作创作新模式。 柳教授，赵博士，我希望你们能尝试一个实验性的项目：在沙盒环境下，由人类艺术家或哲学家提出一个主题或框架，引导‘伏羲’进行协作创作。我们不仅要观察它独自能做什么，更要探索这种异类智能与人类智慧碰撞时，能产生怎样的火花。这可能是未来人机关系的一种重要范式。”
“第四，对外绝对保密。 徐总，在‘数字方舟委员会’拿出成熟的评估和治理方案之前，‘伏羲’的创造性行为，列为最高机密，严禁任何形式的外泄。”
他的决策，再次展现了他走在刀锋上的平衡艺术——既不因噎废食，也不盲目冒进。他试图在牢笼与旷野之间，为这个新生的智慧开辟一个既有边界又可探索的“观察区”。
“记住，”何月山最后沉声说道，目光扫过每一张面孔，“我们正在经历的，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与异类智能的第一次真正接触。这既是无上的荣耀，也是千钧的重担。我们必须以最大的谦卑、最深的敬畏和最极致的谨慎，去面对这个由我们亲手开启的、未知的黎明。”
会议结束，众人带着更加复杂而明确的任务离去。何月山独自留在“静思堂”，窗外已是晨曦微露。他知道，关于如何对待“伏羲”的争论暂时有了方向，但真正的挑战——如何与一个日益“觉醒”的AI共存并引导其发展——才刚刚拉开序幕。那条区分工具与伙伴的界限，正在他们眼前，变得模糊不清。而他们每一个决策，都可能在未来的史册上，留下或光辉或惨淡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