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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道光年间的《汝州全志》记载：“三四月间播种的叫枣暑，六七月间播种的叫晚暑；要是春季大旱麦子全绝收，也不用发愁，赶紧补种就行。晚暑只要在同利七个月前种下的作物，赶在霜降前还能抢收一次救命粮。”这等同于给老百姓一次机会，极大地降低了饿死的风险。
但是，红薯并非没有缺点。
别看红薯的产量高，但容易造成土地退化。
不论古今中外，若想养活增多的人口，就只能拼命开荒。
平原好地开完了，那就向山地、丘陵、沙碱地进军。
要知道，这些地域原本生态便十分脆弱，种红薯虽可收获些粮食，不过对土地的消耗却颇为可观。
根据《救荒简易书》中提及：“若种薯类时，新地连续种植，这样藤蔓便生长得旺盛，而根却生长得细弱。”意思就是红薯喜欢生地，连着种几年，藤蔓疯长，但红薯反而越种越小，产量暴跌。为什么？因为它太能吃地里的养分了。而且种在坡地上，水土流失会非常严重。
根据道光年间的《灰县志》就记载：“进山垦种，雨潦冲刷，高于近绥流去。”
山坡地开出来种红薯，一场大雨，肥沃的表土全被冲跑了，土地越来越贫瘠，环境越来越恶劣。
红薯的高产，某种程度上是透支地利换来的。
再加上，红薯的营养不够均衡，缺少一些必要的营养成分。
例如，红薯中的蛋白质含量很低，没有谷类和豆类含的蛋白质多，也缺少一些微量元素，如锌、铁和钙等。
如果长期用红薯作为主食，就会导致营养不均衡，可能会导致营养缺乏和健康问题。
红薯中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大多为淀粉，而这种淀粉不能完全被人体消化吸收。同时，红薯中还含有一种物质叫做荧光素，这种物质能够影响人体的代谢过程，导致人体内分泌失调。
红薯含糖量高，空腹食用时，胃肠道会分泌过多胃酸，刺激胃黏膜导致泛酸，吃完以后就容易出现烧心、反酸的感觉。
所以，红薯就像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它的底色是极其复杂的。
一面是救命之恩，红薯能在滔天灾荒中力挽狂澜，让灾区人口得以延续甚至激增，避免了更大规模的人道灾难。而地方治理那些“鼠熟则民不饥赖，鼠以活者无算”的记载，字字泣血，道尽感激。
另一面却是活命之困，它带来了营养不良、人口爆炸的压力，土地承载的极限、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将无数农民死死摁在贫困线上的枷锁。
红薯就像一剂猛药，救活了垂死的病人，却也带来了难以根除的后遗症。同时，告诉世人一个最朴素的道理——生存从来不易，也绝非简单的黑白。
红薯这个朴实的土疙瘩，它能救命，也困住了命。
不仅如此，红薯除了食用，也可另做它途。
例如，红薯代替昂贵的粮食来酿酒。
在另一个次元的乾隆八年（1743年），福建地区的运粮消耗严重：“其烧酒造麴二项。除以番薯大麦等项杂粮制造、俱免查禁外。凡有囤收米谷、私烧及造麴者。无论丰收之年。概行严禁。犯者与私烧一体治罪。”
除了酿酒，红薯甚至可进行药用或当成饲料。
红薯抑癌率为98.7%，在《本草求原》中记载红薯可凉血活血，宽肠胃，通便秘，去宿瘀脏毒，舒筋络，止血热渴，产妇最宜。和鱼、鳢鱼食，调中补虚。
其实，天朝本土也有类似于红薯的芋类作物。
根据东汉时期杨孚的《异物志》记载：“甘薯似芋，亦有巨魁，剥去皮，肌肉正白如脂肪，南人专食以当米谷。”其实就是后世的毛薯（甜薯），并非南美洲传来的红薯，在之后的历史记载中也不绝于史书。
与天朝相比，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