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的军费支出，如果不发生大规模作战，每年大概要一百二十六万两。
今年的代州之战，以及大宁之战。
前者路途近，就在家门口，后者规模小，除了亲卫营一千人，其余三千人是在大宁当地的驻军。
两次作战的时间都很短，真正的激战不超过四日。
所以花费远低于正常作战开支，但仍然开支了近三十万两白银。
“大同军费一百四十万两，常例九十八万两，往常多的时候给了三十几万两，少的时候也有十几万两，今年看样子的话是不用指望了。”
王信回到大同，把京城的消息带了回来。
朝廷每年大概一千六百万两的税收，今年只收上来不足一半。
山东、陕西、河南、山西、宁夏、甘肃、京畿.皆遭灾，南方各省也遭受影响，更不提山东刚刚遭受过民变，至今还有余波，陕西的民变越演越烈。
“国将不国呀。”
张云承忍不住感慨，他在兵部任职多年，终归是身居中央，视野开阔，更为熟知大周，“如果太上皇还活着，以他多年的威望，许多事情仍然能强压下去，何至于今日。”
众人没有反驳。
各地的税赋是越来越高，众人不是迂腐的书呆子。
别看朝廷明面上制定的税赋很低，但是防不住地方上乱收啊。
巧立名目。
修路、建桥、捕盗.只有想不出来的，没有不敢立名目的，苛捐杂税才是逼死老百姓的要命绳索，而这些苛捐杂税并不在律法之中，也不再史书中，或者寥寥几笔。
明朝初期的苛捐杂税很少，但是中后期日益增多。
清朝的苛捐杂税最多。
因为清朝比元朝更制度化的包税制度。
不同级别的官员，需要支出相应高额的费用，然后承包整个衙门的支出，那么官员的利益来自于最大程度的压榨百姓的钱。
所以清朝的百姓是地狱模式，只比五胡乱华这些乱世强一等。
这些苛捐杂税，衙门虽然拿不出条律，却没有百姓能不交。
“地方拿走了大头，朝廷收不上不来税，这些年越来越严峻，人的野心不受控制，如今太上皇不在了，很多地方控制不住势头，只怕皇帝不能尽快稳定朝局，别说一半，明年恐怕三成都收不上来。”
“朝廷那边的麻烦我们管不上，咱们要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麻烦。”曾直才不在乎朝廷。
众人看向王信。
王信拿出了已经准备好的册子。
年收入超过十八两银子的个人，每年需要向节度府报税，十八两是最低的起征点，每年收取百分之三，也就是五钱四分银子。
这个新的税收，大概能收到八万多两银子。
然后是关税。
关内和关外过关需要的关税，占据大同府主要的收入来源，最开始每年的三五万两银子，前两年的十余万两，今年虽然是灾情，不减反增超过了二十万两。
聚众昌的分红，每年有九万两银子。
薛家的常例每年是七万两。
还有军备马匹租金十四万两，雇佣军士的雇佣为二十九万两，这一笔虽然是专款专用，但也解决了一万二千余名军士的军饷和军费。
加起来有七十三万余两。
光靠商业上的税收，以及节度府主动投资的盈利，每年七十万余两，还有零零散散的，合计近八十万两。
放在以前，有人说大同的税收能达到八十万两，恐怕谁都会当做天方夜谭。
这就是商业的威力。
“耕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