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门海战的硝烟散去，刘香集团的覆灭如同一声惊雷，彻底重塑了南中国海的权力生态。
郑芝龙的龙旗所向，不再是仅仅象征着一支强大的海盗武装或地方军阀，而是代表着一个足以左右区域贸易、影响列强策略的准政权力量。
各方势力不得不收起之前的轻视、观望或试探，重新审视自己的位置，并在这盘由郑芝龙强势入局的新棋局中，小心翼翼地落下自己的棋子。
第一子：澳门的臣服与求生
在澳门，恐惧迅速压倒了其他一切情绪。刘香的下场近在眼前，郑芝龙通过金门之战清晰地传递了一个信息：顺我者，未必昌；逆我者，必亡。安东尼奥总督和议事会再无任何犹豫或幻想。生存下去，不惜一切代价生存下去，成为了唯一共识。
之前派往安海的求援使者带回了郑芝龙方面的回应。回应并非直接的拒绝，而是一份清单——一份列明了澳门若想获得“正常”物资供应所必须满足的条件的清单。条件之苛刻，远超以往任何一次的“贸易规则”或“保护费”。
清单主要包括：
1.大幅提高“报水”金额：所有经澳门进出口的货物，需向郑氏集团缴纳的税费（保护费）提高五成。
2.贸易优先权：郑氏集团拥有对澳门所有出口商品（生丝、瓷器、茶叶等）的优先购买权，且价格需按其定下的“优惠”价结算。
3.限制与第三方交易：严格限制澳门与任何未经郑氏许可的其他中国海商（尤其是可能存在的郑氏竞争对手残余）进行贸易，尤其禁止向任何可能威胁郑氏的力量提供物资（暗指荷兰人）。
4.技术与人材要求：要求澳门派遣精通火炮铸造、舰船维修的工匠前往郑氏控制的船厂和炮厂“协助指导”一段时间。
5.情报共享：澳门有义务向郑氏提供其所知的关于荷兰、西班牙、英国等其他西洋势力在远东活动的重要情报。
这几乎是一份城下之盟。接受它，意味着澳门的经济命脉将被郑芝龙牢牢掐住，利润大幅缩水，自主性丧失殆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沦为郑氏集团的技术和情报来源地。
然而，安东尼奥没有选择。仓库即将见底，市场的恐慌已达顶点，广东官府的态度暧昧不明（实则默许郑芝龙的行为）。经过又一次痛苦的表决，议事会最终接受了这份屈辱的协议。
签署协议的那一刻，安东尼奥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百年来，澳门依靠地理优势、灵活外交和对明朝官府的巧妙周旋得以存续壮大，如今却不得不向一个本土的海上强权低头。他派出专人，押送着第一批加征的“报水”银和精心挑选的几名（并非最核心的）工匠，前往福建，以示“诚意”。
与此同时，他也秘密加强了对澳门自身防御工事的检查和完善。向郑芝龙屈服是权宜之计，但绝不能将自身的安危完全寄托于他人的仁慈之上。他与西班牙马尼拉方面的秘密通信也变得更为频繁，尽管得到的回应多是敷衍和拖延，但他仍需抓住任何一丝可能的对外联系。
第二子：荷兰的挫败与转变
热兰遮城内，气氛压抑。金门之战的失败，特别是刘香势力的彻底瓦解，对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远东战略是一次沉重打击。总督范·迪门不得不面对议会成员的质疑和来自巴达维亚总部的诘问。
“我们必须承认，通过扶植代理人对付郑芝龙的策略，至少在目前已经失败。”范·迪门在议会上坦言，尽管这让他脸上无光，“郑芝龙的力量和手段，超出了我们之前的预估。与他进行正面军事对抗，代价高昂且胜算难料。”
失败的苦果迫使VOC进行深刻的战略反思。武力威慑和代理人战争的成本效益比太差了。他们开始更认真地考虑范·迪门之前提出的“与郑芝龙建立新型合作关系”的构想，尽管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