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进去,科场竞争激烈,士人头白身衰,出入科场,死而后已。
而在唐代,科举还不是士人的唯一出路,还不足以吸引整个知识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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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科举杜绝引荐,纯以试卷定取舍,但考试内容的不合理却因此更加突出,诗赋、经义并不是选拔人才的科学尺度。
像王安石、苏轼兄弟、范仲淹这样兼长文学与政事的人才,实在是凤毛麟角。
唐代“通榜”
办法允许考官有较大的自主权,只要考官正值,就能选出那些虽不长于文词却德才兼具的士人,唐代政绩卓着的卿相大臣比宋代多。
而宋代科举一决于考卷,便使不长于文学的才能之士难于出头,而单有文采却不懂治国理民的人可能选在高第,例如黄庭坚、张九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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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弥封、誊录这些法律随着南宋政治腐败而日益受到破坏。
北宋统治者为了笼络知识分子而全面扩充科举取士名额,由此形成后期封建社会的一大普遍弊端,即严重的冗官问题。
由于宋代进士录取额是唐代的十多倍,为了安插众多科举入仕者,宋朝大幅增加官僚数量,两宋的官吏队伍空前庞大臃肿,行政效率极低。
宋代科举取士之滥,造成官冗之弊,许多官员侯缺久,生活苦难,一旦到任,“侵渔求取“(侵夺索取别人的所有),“无所不为”
(什么坏事都做),剥削无所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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