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梦中见其推己上天，便一步登天成为皇帝最宠信的近臣。文帝不仅赏赐他数不清的钱财，甚至破格允许他自行铸钱，一时之间“邓氏钱布天下”。被宠坏的邓通开始变得骄纵无比，竟当众羞辱太子刘启。他在宫中大兴土木，用黄金装饰宫殿梁柱，每日宴饮作乐，甚至模仿皇帝仪仗出行。这种极致的“鸣豫”最终为他招致毁灭性的灾难——景帝即位后，立刻将邓通革职抄家，昔日富可敌国的宠臣最终在贫病交加中饿死街头。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他“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正是对“鸣豫”者最辛辣的嘲讽。
北宋名臣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写下“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千古名句，道破了顺境背后的生存法则。当唐玄宗在开元盛世中沉浸于《霓裳羽衣舞》的靡靡之音时，安禄山的铁骑已悄然逼近长安；当李自成的大顺军在北京城搜刮民财时，吴三桂的降清已是箭在弦上。这些历史悲剧反复证明：顺境中的“鸣豫”绝非无伤大雅的行为失当，而是精神防线的全面溃败。就像温水煮青蛙的实验所揭示的，最致命的威胁往往包裹在舒适的外衣里，当个体在安逸中丧失警惕，危机便已悄然降临。
六二介于石：顺境中的“定海神针”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如果说初六爻是顺境中的漂浮物，那么六二爻便是洪流中的定海神针。这一爻以阴爻居阴位，得位中正，如同一位深谙水性的舵手，在波谲云诡的豫乐之境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航向。“介于石”三字，将其品格刻画得入木三分——如同泰山上历经千年风雨的岩石，既不随波逐流，也不故作清高，只是默然坚守着自己的位置。它并非要隔绝一切欢乐，而是在喧嚣中保持一份清醒，在盛宴中预留一份警觉，这种“和而不同”的智慧，正是《周易》推崇的生存之道。
“介于石”的本质是内心的笃定与操守的坚定。在心理学上，这对应着人格结构中的“超我”层面——内化的道德准则与理想自我。六二爻身处坤卦中位，上承震卦之动，却能不受环境的扰动，关键在于其“中正”的品格。就像一块投入水中的石头，虽受水流冲击却不改其形；如同置于熔炉旁的真金，虽经烈焰炙烤仍保其质。这种定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长期自我修炼的结果。《中庸》所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正是对“介于石”精神的最好诠释——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仍能坚守原则，在安乐舒适的环境中仍能保持警醒。
“不终日”则展现了六二爻的预见性智慧。这绝非简单的“及时行乐”，而是一种见微知着的洞察力，一种“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敏锐感知。当危机尚在萌芽状态时，常人或许还沉浸在歌舞升平中，六二爻却已凭借其中正的品格与清醒的头脑，洞悉了事物发展的趋势。就像中医的“治未病”理念，在疾病尚未显现时便已着手调理；如同优秀的棋手，在落子之前已计算到后十步的棋局变化。这种预见性使其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抉择，从而避开祸患，获得“贞吉”的结局。
东汉名臣杨震的“暮夜却金”典故，堪称“介于石”精神的完美典范。当他赴任东莱太守途经昌邑时，曾受其举荐的昌邑县令王密深夜怀揣十斤黄金前来馈赠。面对昔日门生的“报答”，杨震毅然拒绝道：“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低声说：“暮夜无知者。”杨震厉声反驳：“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这番掷地有声的话语，不仅让王密羞愧而退，更为后世树立了“慎独”的标杆。正是这种“四知太守”的清正品格，使杨震在东汉后期的官场腐败中始终保持着人格的独立，最终成为后世敬仰的名臣典范。
汉初的张良与春秋的范蠡，则将“不终日”的智慧演绎到了极致。鸿门宴前，当刘邦还沉浸在与项羽“约为兄弟”的幻想中时，张良已从项伯的异常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