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得头破血流”，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才逐步走上正轨。而在政治领域，如何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和私下交易，是各国治理的重要课题。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便以其深谋远虑和铁腕手段，为我们提供了正面的借鉴。他深知权力腐蚀人心的道理，因此致力于建立一套严格、透明的制度体系，从源头上防止权力的私相授受和利益集团的暗中操控。这种制度设计，就像在权力的“高陵”之上设置了无数的监控与屏障，使得任何试图“伏戎于莽”的野心家和不当图谋都难以得逞，从而保证了新加坡政治的清明和高效。
这三爻不仅仅是孤立的爻象解读，它们之间还巧妙地玩起了精彩的互动，形成了一种张力十足的辩证关系，共同勾勒出“同人”之道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初九的“开门”与六二的“闭宗”，无疑代表了两种截然对立的处世态度和组织行为模式，就像两个针锋相对的死对头，一个热情地要拥抱整个世界，吸纳一切有益的养分；一个则固执地要把自己锁在舒适而狭隘的小屋里，拒绝与外界交流。这种对立与冲突，在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保守之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以宋代为例，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强调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虽然在后世成为官方哲学，但在当时也代表了一种对传统儒家道统的坚守与回归，有时也难免显得有些固步自封，对新事物、新变化持审慎甚至排斥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闭宗”的色彩。而王安石变法则是“开门”精神的大胆实践。王安石面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力主改革，推出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等一系列新法，试图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引入新的治理机制。尽管变法最终因触动豪门大族的利益、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以及保守派的激烈反对而失败，但其勇于打破常规、开放进取的精神，无疑是对“同人于门”的一种积极探索。一个像打开窗户，努力呼吸新鲜空气的智者；一个像守着装满旧物的箱子，生怕被人翻动的老顽固，他们之间的较量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变革时期。
那么，九三呢？它就像一个高悬在两者之上的警钟，时刻提醒着我们，无论是追求“开门”的开放包容，还是警惕“闭宗”的狭隘偏执，都必须时刻破除内心的私心杂念、警惕潜藏的私利诱惑、杜绝过度膨胀的私欲。因为一旦私心作祟，即便是“开门”也可能变成引狼入室，为谋取私利而进行的虚假合作；即便是坚守原则的“闭宗”，也可能演变成党同伐异、排除异己的工具。因此，九三爻辞的警示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明代张居正推行的“考成法”，便是一个试图用制度手段来破除官员私心、确保政令畅通的经典案例。考成法的核心在于“立限考事”、“以事责人”，即明确各级官员的职责与任务，并设定完成期限，定期进行考核，考核结果直接与奖惩、升迁挂钩。这就像一个超级魔法师，用一套严谨、透明的制度体系，约束了官员们的私心和惰性，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使得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推行，一度扭转了明朝中后期的颓势。
在当代，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利益交融不断加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尤其需要学习初九“同人于门”的智慧，以开放的胸襟、包容的心态积极融入世界，与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意味着我们要摒弃零和博弈的过时思维，树立合作共赢的新理念；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打破贸易壁垒；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反之，我们绝不能学习六二“同人于宗”的狭隘，搞文化本位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将自己的文化或制度视为唯一优越，对其他文明采取排斥或贬低的态度，那样就像一只护食的小狗，看似在保护自己的“食物”，实则暴露了自己的短视与无知，最终会被时代所抛弃，孤立于世界民族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