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府和中央军，清剿赤匪流窜。去年年底到今年开春，陕北那边闹得凶，有股赤匪试图东渡黄河，渗透晋西南。咱们站的情报和行动队可是下了大力气，布控、盯梢、抓人，前后破获了好几个地下交通站，掐断了他们几条重要的联络线，抓了不少‘红帽子’。”程奎安的语气带着一丝冷硬。
“第二件，就是盯着阎长官那边。”他稍微压低了点声音，“阎长官经营山西多年，水很深。咱们站奉命，既要合作维持地方，也得……嗯，掌握其内部动态。特别是他手下一些将领和重要部门，有没有被赤化思想渗透？有没有私下接触可疑分子？这都是咱们行动处日常盯防的重中之重。”
“第三件，”程奎安顿了顿，“就是严防死守，打击日谍和汉奸。日本人觊觎山西的煤铁，小动作不断。太原、大同这些地方，咱们也拔掉过几个窝点。不过比起江处长您在云省和冰城干的大买卖，我们这些都是小打小闹了。”他难得地露出一丝近乎恭维的笑意，但转瞬即逝，又恢复了严肃，这山西地界，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赤匪、日本人、还有地方上的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我们行动处，就是站长手里的一把刀，指哪打哪，不敢有丝毫懈怠。”
程奎安简明扼要地介绍着，语气平淡，却勾勒出1935年山西波谲云诡的地下战场图景。江河静静地听着，目光投向车窗外越来越近的、笼罩在冬日薄暮中的曲亭镇轮廓。
黑色的轿车卷起黄土，驶向那个普通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