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
“实在不行的话咱们还是雇人吧！”江河说。
“现在世道不太平，我就怕有的人人心不行……”谢掌柜不无担心。
是啊，这里的情形和收入要是让苟菊花那样的人知道，指不定会出什么幺蛾子呢。
美好的日子总是过的很快，江河奉命悄悄赶去川省，替戴老板“取货”。
——银元可以开具银票，但黄金不行，他奉戴处长命令，要从川省解回来接收3000两黄金（按1929年后的市制，三千两黄金约合187.5市斤93.75公斤）。
为什么不让刘辉文派人押回来？或者让复兴社行动队或宪兵取回来？
那不成了“公对公”？
只有这种假公济私的行为才会有油水捞，自古就是如此。
——银元是交给国民政府的，金子是戴老板私人的……
安顿春桃暂时在东北菜馆“打工”，江河和小伍子出发了。
两个人将从云城出发，一路向西到陕西，由西安转道汉中，翻越秦岭到川北广元，再到绵阳，后达成都。
自打大清以来，华夏就处于多事之秋，虽说物质富足不一定是为道德实践提供基础，为富不仁的人大有人才。
但极度贫困环境却大概率可能诱发人性中的恶念。物质匮乏状态下，生存压力可能突破道德底线，如《汉书》记载饥荒时期“人相食”现象。
2024年清华大学行为经济学实验室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月收入低于3000元群体中，32%承认因经济压力产生过违法念头，年收入超百万群体中，78%参与过公益活动（但其中65%动机含税务筹划）
这印证了俗语揭示的经济基础与道德实践的正相关性，但同时也暴露其局限性——富裕者的“良心”往往夹杂利益计算。
当然，这种说法也不一定完全正确：电信诈骗案例中，62%施害者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这提示我们：在物质丰裕时代，道德建设更需要制度保障与文化浸润的双重发力
萨特“境遇中的自由”理论认为：贫困是考验人性的特殊境遇，有人选择盗窃求生，也有人如颜回“居陋巷不改其乐”
靠，又说跑题了，书归正传。
1920年春季至秋季，受强厄尔尼诺现象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影响，华北地区出现三季连旱，豫西旱情尤为突出：年降雨量不足正常年份的三分之一，土地裂出宽缝，小麦、桑树等主要作物绝收，桑葚等经济作物枯萎，农民失去唯一收入来源。
作为华北五省旱灾的核心区域之一，河南全省受灾严重，豫西所在的洛宁、宜阳等地出现“赤地千里，遍野颗粒无收”的惨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