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益脸色铁青，想要反驳，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事实如此，残酷而赤裸。
王猛继续道：“我此来，非为将军，实为这满城百姓，亦为将军麾下数千残存儿郎的性命。百姓久经战火，早已厌战，他们不会，也无力再助将军守城。若将军强征民夫，驱百姓于城垣……”他顿了顿，目光如炬，“我敢断言，未等乞活军攻城，愤怒的百姓便会将将军捆了，献于刘琨将军帐前，以换取城内安宁。”
这话如同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姚益本就摇摆不定的心神。他深知王猛所言非虚，城内民心早已不在他这边。抵抗，只有死路一条，甚至可能死在自己人手里。
“你……你待如何？”姚益的声音干涩。
“两条路。”王猛伸出两根手指，“其一，即刻整顿兵马，趁夜撤出谯县，北归姚弋仲首领处。如此，可保全麾下儿郎性命，他日或可再图后举。其二，”他收回一根手指，眼神陡然锐利，“留在此地，与城偕亡，成为这乱世又一缕无谓的冤魂。”
沉默，令人窒息的沉默。良久，姚益长叹一声，仿佛瞬间苍老了十岁。他无力地挥了挥手：“传令……各部，收拾行装，今夜子时……撤出谯县。”
是夜，姚益率领残部，如同丧家之犬，悄无声息地打开北门，仓皇逃离了谯县。次日清晨，刘琨大军在谯县百姓自发组织的箪食壶浆迎接下，兵不血刃，开进这座淮北重镇。王猛此番不战而屈人之兵，智退姚益，保全了城池和无数性命，其功至伟。
弘农、谯县两座重镇的光复，标志着冉魏政权在中原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张。接下来，便是更为艰巨也更为重要的任务——消化胜利果实，将黑山的理念与政策，在这片新收复的土地上推行下去。
这一次，负责这两地改革的，正是立下大功的王仙芝与王猛。
在吴笛和冉闵的远程授意下，王仙芝被任命为弘农郡代太守，总揽军政，推行新政；王猛则被破格提拔为谯郡代太守，以其超凡的才智，治理这片连接中原与江淮的战略要地。
两人虽性格迥异——王仙芝豪迈果敢，富有江湖气，善于发动底层；王猛则深沉多谋，思虑周全，精通律法民政——但对黑山那套“救民于水火、重塑新秩序”的理念，却有着共同的坚定信仰。
在弘农，王仙芝雷厉风行。他首先做的，便是以乞活军为后盾，效仿邺城、许昌旧例，在城内菜市口召开公审大会。那些昔日依附符秦、欺压百姓的豪强胥吏、军中恶霸，被愤怒的民众一一指认出来。王仙芝亲自监审，依据冉魏新颁布的简明律法，该杀的杀，该罚的罚，该投入苦役的投入苦役。抄没的家产田亩，登记造册。
随后，便是轰轰烈烈的“均田令”。王仙芝麾下的老兄弟，如今成了丈量田亩的骨干；黑山支援的文书官吏，负责登记造册，发放田契。依旧是每丁十五亩，分发高产耐旱的“灵米”稻种，组织军民协力，抢种秋粮。他更是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最直白的话语，编成歌谣，让孩童传唱，让军士背诵，迅速稳定了秩序，赢得了民心。弘农百姓很快发现，这位王太守虽然看似粗豪，但处事公道，说话算话，是真正为他们做主的“自己人”。
而在谯县，王猛的施政则显得更为缜密和系统。他深知此地历经苻洪猛攻，创伤极深，百废待兴。上任伊始，他并未急于大规模分田，而是首先做了三件事：
第一，安葬死者，抚恤伤患。组织人力清理战场，妥善安葬双方阵亡将士（此举意在化解仇恨，彰显仁政），设立临时医馆，免费救治伤兵和受波及的百姓。
第二，整顿治安，恢复市集。严厉打击趁乱劫掠的地痞流氓，发布安民告示，鼓励商铺开业，稳定物价，疏通商贸。他甚至亲自调解了几起大的商业纠纷，以其公正和智慧，迅速树立了官府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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