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真不懂怎么管工厂啊。
以前我只负责销售和对接客户，生产这块一直交给廖阿姨自己打理，突然让我接手，我连排班表都不会做。”
“那就先调班。”
黄行意语气认真，目光直视着他，仿佛在传递某种决心，“改成两班倒，上午一班，下午一班，轮流上。
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二点，每班八小时，中间休息时间固定一小时。”
“允许换班，但换出去的，第二天必须补回来。”
她顿了顿，进一步解释，“比如我今天该上早班，请你替我，那你明天就得歇一天，我顶上来，把你欠的那一半还清。
这样既能灵活应对突情况，又不会让人钻空子偷懒。”
虽然还是累，但比起从前一天从早熬到晚，已经轻松太多了，“至少员工能睡个整觉，能回家吃顿热饭，能看看孩子，陪陪家人。”
最起码，还能有自己的时间，“人有了生活，才会有归属感。
有了归属感，才会愿意长期留下来。”
“这办法行！”
岳亮点点头，眼中闪过一丝亮光，像是在黑暗中看到了一条可行的路，“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挺合理的。
排班清楚，责任分明，大家也不会觉得不公平。”
“可你说要换掉那些只会做同类款式的设计师，为啥非得换？”
他忽然又皱起眉，语气里带着疑惑，“毕竟他们好歹也在做活儿，画图、打版、配合生产，也没偷懒，直接裁掉会不会太狠了？”
“廖阿姨这家厂，规模不上不下的，不算大厂，也算不上小作坊，正好卡在中间，哪有必要请那么多人呢？”
黄行意皱着眉说，语气里透着一丝无奈，“五个设计师，设计出来的样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领口一样，袖型一样，甚至连装饰线条都一模一样，只是换个颜色就当成‘新款’。”
“其中俩年轻人又靠谱又有才，”
她语气缓和了些，眼中闪过一丝欣赏，“一个擅长色彩搭配，另一个对版型创新有想法，作品也有市场潜力。”
“那剩下的三个留着干嘛？”
她反问，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理性，“难道是为了凑人数？搞团建吗？钱多了烧得慌吗？厂子本来利润就不高，人工成本还这么冗余，迟早拖垮现金流。”
九十年代，正是做衣服这行最火的时候。
那时候，纺织厂纷纷转产，私人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大街小巷都能看到缝纫机“哒哒哒”
响个不停。
尤其是国家开放之后，国外的新潮东西一股脑儿涌进来——喇叭裤、蝙蝠衫、蝙蝠袖、牛仔夹克，还有印着摇滚乐队图案的t恤，全都在年轻人中间火得一塌糊涂。
年轻人耳朵里听着邓丽君、崔健、beyond的流行歌，眼睛盯着港台明星和欧美杂志的时髦穿搭，穿衣不再是为了遮风挡寒，而是为了表达个性、追赶潮流，都开始讲究穿得有样儿了。
你现在走在街上，满眼都是宽肩膀的西装，肩垫厚得能扛起一袋米，裤子松得像麻袋，走起路来裤管呼啦啦地摆，配上一双尖头黑皮鞋，自以为很“洋气”
。
女孩子们化妆也差不多一个样——蓝眼皮打得跟刷了油漆似的，白粉底厚厚一层，像是刚从面粉袋里钻出来，红嘴唇涂得像刚啃过西瓜，黑眼线画得又粗又深，眉毛描得又细又弯，头烫得一坨坨的，卷得像泡开的方便面。
走在街上，十个姑娘八个模样，谁跟谁都没啥区别，仿佛是从同一个裁缝铺里走出来的模特。
可再过几年，情况就变了。
千禧年前后，时尚的风向说转就转，热裤、短裤、短裙，一件比一件短，一件比一件抢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