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文。
因此只能给结论加一个假设性的前提：如果这些刻符就是远古彝文的话，那中华大地上出现文字的历史将上溯到八千多年以前，而远古彝文，将拿下世界上最古老文字的头衔。
即便需要一个假设性的前提来限定，这也足以让孔自丁对周至赞赏乃至佩服，虽然他比自己年轻了四十来岁，却是敢想敢干。
当然了，最关键是背后支持他这样干的庞大的经济实力。
至于这些投入全都是周至自己赚的这个问题，孔自丁甚至想都没有去想过，怎么可能？
“说起来，丁文江前辈，应该和肘子是一路人，两代学人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文稿的接续。”孔自丁说道：“我认为，这是冥冥当中的天意。”
虽然大家都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但是历史系连旦增大师那样的和尚都有，所以孔自丁这个彝族学者偶尔来上点宿命论的迷信，别人也说不上什么来。
“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彝文典籍最丰富的地区，当属滇省楚雄州。”孔自丁讲述道：“然而对彝文典籍的收集和现代翻译出版工作，却始于汉族学者。”
“民国3年的时候，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从云南往四川，途经武定县的环州村时，当地土司的夫人那兰芳送给他一本彝文《占吉凶书》。”
“这本书是手抄本，字迹特殊，是先用硃砂写在草纸上的，后在上又盖了一层黑墨而成。”
“这部书由丁文江携至黔中，经大定县彝文经师罗文笔翻译，订名为《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其后收入到了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爨文丛刻》中。”
“这是第一部用现代彝文特殊的四柱翻译法翻译的经书。”
“三十年后，另一位学者马学良先生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派，到云南武定彝区调查彝族语言文字，住入茂莲那氏彝族土司衙署。正月十八日傍晚，在土署中召开有来自附近数县毕摩二十余人、民众数百人的毕摩大会。此后在土署收集、翻译和整理彝文典籍，兼作彝族礼俗调查研究，至同年十二月初一日返回昆明时，从土署带走彝文书籍两千一百余册彝文典籍。”
“其后这些资料成为了马学良先生研究彝族文献的第一手资料，出版了不少的著作，先后发表于民国发行的《边政公论》、《西南边疆》、《边疆从文》等刊物上。”
“只可惜因为战乱动荡等因素，这批珍贵的史料不知所踪了。”
“其中就有这部《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以及《劝善经》木刻雕五十二块。”
“《劝善经》？”周至心中一动：“《彝文金石图录》里好像有啊？慕俄格旧城遗址里发现的一方残碑，要不找来看看？”
“不用找了。”孔自丁说道：“你的《彝文金石图录》现在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