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桂北苗寨。晨雾如乳白色的纱幔，缠绕在吊脚楼之间，将竹楼黑瓦和苍翠山峦晕染成一幅氤氲的水墨。黛——寨子里的人如今都叫她“阿秀”——寄居在最初接纳她的那位，被尊称为“果银阿婆”的家中。几日休养，身体逐渐恢复，但一种更深沉的、源自精神孤离与文化隔膜的疲惫，却悄然滋生。
她坐在火塘边的小竹凳上，看着果银阿婆用那双布满老茧与皱纹、却异常稳定的手，分拣着刚从山里采来的草药。火塘里跳跃的火焰，映照着阿婆沉静如古井的面容，也映照着黛内心无法驱散的迷茫。她手边放着那个“账房”给予的、材质特殊的黑盒“账本”，上面的路线图在她抵达这个寨子后，已自动更新为一串静止的、意义不明的符号，仿佛在等待下一个触发条件。
她与寨民的交流仅限于最基本的生活所需，那些关于星图、关于“玄武之契”、关于这个寨子是否就是她要寻找的“星火”之一的疑问，如同被堵在喉咙里的石块，无法吐出。她像一个误入桃花源的武陵人，虽被收留，却始终徘徊在真正的秘密之外。这种悬在半空、使命停滞的感觉，比面对枪口更让她焦灼。
“心里有事，像被山岚罩住的鸟儿，飞不起来，也落不下去。”果银阿婆没有抬头，苍老的声音却精准地切中了黛的心事。她放下草药，从身后一个用桐油涂得发亮的旧木箱底层，取出一个以厚厚油布包裹、用麻绳仔细捆扎的狭长包裹。
“这是很久以前，另一个从山外来的人留下的东西。他说，如果有一天，再有带着‘三水绕山’印记、能说出‘星火’暗语的人来到这里，就把这个交给她。”阿婆将包裹递给黛，眼神深邃，“他说，这里面装着‘回望的路’，看了，或许能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黛的心跳骤然加速。她小心翼翼地解开麻绳，剥开层层油布。里面并非她预想的武器或机密文件，而是一沓用毛笔工整书写的信笺，纸张已然泛黄发脆，墨迹却依旧清晰。信笺旁，还有一支早已干涸的西洋钢笔和一个小小的、雕刻着复杂花纹的银制墨盒。
她轻轻拿起最上面的一封信，展开。落款是一个陌生的名字“陈怀安”，日期是“光绪二十六年，庚子，腊月”。信的开头，是再熟悉不过的称呼：
“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
“儿自津门登船，辗转已近半载。今暂栖身于南洋槟榔屿一华人商会，教授童蒙，聊以糊口。此地湿热，迥异北地，瘴疠时作，幸得同乡照拂，尚无大恙。然，每至深夜，海涛声声，犹闻去岁京城炮火之轰鸣，犹见火光映天、百姓流离之惨状……心中块垒，难以消弭。”
陈怀安……黛迅速在记忆中搜索。家族谱系中，似乎有一位叔祖公，早年离家，据说去了南洋，后来便杳无音信。难道是他？
她迫不及待地往下读。这并非一封普通的家书，而是一个在时代巨变中被抛出原有轨道的传统知识分子，在异国他乡对自身命运、对国家前途的痛苦思索与记录。
信中写道：“父亲尝教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当朝廷颟顸，权贵误国，以致神器蒙尘，黎民倒悬，吾辈书生，手无寸铁，除却悲愤，竟无能为力。避居海外，虽得苟安，然午夜梦回，未尝不汗透重衣，深愧对圣贤书、父母邦。” 这是那个时代无数流亡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境，充满了理想幻灭后的迷茫与负罪感。
但接下来的内容，让黛屏住了呼吸。陈怀安在信中提到，他在南洋接触到了西方最新的科学着作与思想潮流，也结识了一些有着类似“保存国粹、沟通中西”理想的神秘人物。他们曾探讨过一个极为超前的构想：“……或可效仿古人‘藏之名山’之意，将中华文明之精粹，典章文献、医农工技，乃至历代先贤之思想火花，择其要者，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