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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接下来的“贩卖私盐罪”可就不一样了，这在大宋是一项极难查处、可是一旦查实却会处罚极重的大罪。说白了这项罪就是比拼后台：
后台强的根本就查不到，所以才会吸引许多人铤而走险，大发横财。
而后台弱的就要倒霉了，一旦能被查实，此罪就是流千里起步直至死刑。
胡涛一案，查实的走私盐量极其惊人，胡涛、沈大、包括夏罡及其亲信，这些核心的人员都按律例来说，都是够得上处以死刑的标准了，即使是其余的从众，那也都是至少流放两千里起的重罪。
只是在此案上，依律判了胡涛等人死刑的岑穰，也算是横下一条心跟着秦刚走了。
因为在大宋刑法中，所谓的死罪还要分成“真犯死罪”和“杂犯死罪”两种：
只有像谋反、袭官、弑父母等十恶四杀的恶性重罪，才会被判为“真犯死罪”，并且会加上“立即执行”的字样，上报到所属知州或知府那里，只要得到确认，也就可以在当地进行执行处斩了。
秦刚之前对付过的明州冯家案，还有沧州的张徕案，便都是典型的“真犯死罪”，一经审理定刑之后，只需要走完了流程，便难逃一死。
而贩卖私盐，在宋刑中虽然是超过十斤便就可判死罪，可即使是贩卖的数量再多，却仍然还是归属于“杂犯死罪”之中。
而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是“杂犯死罪”，即使初判了后，在上报到了州、路一级中，无论是知州，还是路提刑官，都可以在收到死刑申请后，有权直接改以替代刑或减等为流刑，从而并不会被实际执行死刑。
也就是说，这次的岑穰明知道胡涛犯的只是“杂犯死罪”，最终大概率是不会被处死的。但是他还是坚定地来做这个坏人，先行判处胡涛等人死刑。
哪怕接下来在报到婺州知州、以及再报到两浙路的提刑官时，任意一个地方会出来做好人，将其改成免于死刑处罚的其它流刑罪，他也决不退缩。
很简单，这是他在向秦刚表示自己的官场站位立场的机会，更是他表达决不向胡涛这种势力低头投靠的坚定决心。
杭州，两浙路转运使司兼知州衙门，后宅。
胡宗哲正与悄悄地来杭的女婿陈举两人，在一起秘密地商议。
由于盐民请愿失败、夏罡伏法，最终他的儿子胡涛便在义乌县被判了死罪。
当然，前面讲过，这个死罪一般到最后是判不下来的，所以在从婺州报到两浙路提刑司后，便被改判成了刺配三千里。
而令其头疼的却是，义乌知县直接判了胡涛死刑，尚可以推托是秦刚正在那里，迫于他的压力而不得不为之。但是随后的婺州知州，居然竟没有站出来先做改判的“好人”，竟然是直接签了同意之后，再报到两浙路的提点刑狱司。
全靠是他没敢大意，提前好好地托请了路提刑官，这才能够拦下来，改成了现在的流配之刑。
这便充分说明了，婺州知州与义乌知县都是在站队，他们虽然明白这样的死刑定罪，无论怎么样，哪怕是两浙路同意，还要上报到朝廷，在复奏后，一样还是会被改为刺配流刑的，但是他们依然还是判了，其实也就是明白无误地在官场中，清晰表明了自己“挺秦”的政治立场。
毕竟，谁都知道，他胡宗哲今天的官位，就是靠了举报秦观而扶正的。而东南海事院的巡阅使秦刚，又曾有着为陪同恩师秦观不惜两次辞官之盛名。
所以，秦刚并不在意胡涛最终的生死，他实质却是非常满意于目前整个两浙路官场对其的态度——包括那位两浙路的提刑官，在表面上给了胡宗哲的面子之后，一转身便将胡知州向他托信的书信在私下里转交给了秦刚，并特别解释了自己的为难之处，就差想说自己其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