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王在朝堂上的攻势被挫败，格物大学堂的设立亦成定局，叶明并未因此而稍有懈怠。
他深知，思想的壁垒远比权力的壁垒更难打破。
要让格物之学真正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在学理层面，与传统的经学体系进行一场正面交锋，赢得士林之心，至少是部分开明士人之心。
机会很快到来。每年秋季，京城都会举办一场由国子监牵头、各大书院参与的“经筵辩学会”，乃是士林一年一度的思想盛宴。
往年，辩题无非是经义诠释、先王治道，今年，在叶明的暗中推动和太子一系官员的运作下，辩题赫然增加了一项——“格物致知，于治国平天下有何实益？”
此议一出，顿时在士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支持者认为此乃切中时务之题，反对者则斥其为“标新立异，亵渎圣学”。但皇帝对此颇感兴趣，御笔亲批准予列入辩题。
辩学会当日，国子监明伦堂内，名儒云集，学子如堵。空气仿佛都带着笔墨与思想的硝烟味。
代表传统经学立场的是国子监祭酒周鸿儒，一位德高望重、学养深厚的老先生；而代表格物院出战的，并非叶明本人，而是经过他精心指导、已然在算学和格物理论上崭露头角的赵青川！此举意在表明，格物之学，自有后来人。
辩论伊始，周鸿儒引经据典，从《大学》“格物致知”的本义出发，阐述其乃修身养性、诚意正心之基，最终目的在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他强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认为格物院所务，沉溺于“器”之末节，而忽视了“道”之根本，乃是舍本逐末。
“夫匠人制器，农夫耕田，此皆小技，自有其道。然治国平天下，需明大道，通古今之变，岂是摆弄些许奇巧之物所能企及？”周鸿儒声音洪亮，气势磅礴，引得满堂多数传统士子频频颔首。
轮到赵青川。他身着格物院特有的深蓝色学袍，虽面容尚显稚嫩，但眼神清澈而坚定。他先向周鸿儒及在场大儒恭敬行礼，然后不卑不亢地开口：
“周祭酒所言极是，‘道’乃根本。然学生愚见，‘道’与‘器’，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辅相成。未有离器之道，亦未有离道之器。”
他顿了顿，声音清晰地说道：“《周易》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可见，道器本为一体，变化推行，方能通达。格物院所追寻的，正是这‘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的过程！”
他避开空洞的争论，直接举例说明：“敢问祭酒，若不明勾股方圆之‘理’（道），如何丈量田亩、规划城池（器）？”
“若不通水流力学之‘理’（道），如何修筑堤坝、疏导江河（器），以保万民平安？若不知万物变化之‘理’（道），如何改良农具、选育良种（器），以足食丰衣？”
一连串的发问，将抽象的“道”与具体的“器”紧密联系起来。
他接着说道：“格物院研制之火器，非为嗜杀，乃为止戈，以暴制暴，护我边民，此非‘平天下’之实策？改良漕运、开辟海运，使南粮北调，解民倒悬，此非‘治国’之要务？推广农技、百工，使百姓丰衣足食，此非‘亲民’之根本？”
赵青川言辞恳切，逻辑严密，每一问都指向经世济民的实际效果。
“格物致知，非是抛弃圣贤之道，而是将圣贤心中‘民胞物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用实实在在的方法，落到实处！若空谈性理而无补于世，与晋人清谈何异？于国何益？于民何益？”
最后一句，他引用了历史上空谈误国的典故，虽未明指，却让在场许多崇尚实学的官员和学子心有戚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