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的规定，何来违法一说？！”
张伟的嘴角勾起一丝讥讽。
监督指导？
辅助记录？
强词夺理。
侦查人员是指持有法定侦查权的公务人员，不是说签个名就算数。
辅警本质上不具备独立的侦查权和讯问权。
讯问笔录的“制作人”，就是实际进行讯问、固定口供的人。
如果辅警在实质上扮演了讯问者的角色，即使有侦查人员在场，那也属于程序违法。
这根本是在混淆概念。
王建继续道：“其次，关于被告人陈强的多次翻供。”
“我方认为，被告人对犯罪事实的供述，是在其首次接受讯问时，在没有任何外部干扰的情况下，自愿且清晰地作出的。”
“那句‘钱是从她包里拿的，没告诉她’，是他亲口所言，足以证明其盗窃主观意图。”
“至于其后续的翻供，被告人在羁押期间，受他人教唆、或为逃避法律责任而改变口供的情况，并不少见。”
“这恰恰反映了其企图通过否认事实来逃避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
“不能因为被告人的翻供，就否定其首次供述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张伟的眉梢微微上挑。
狡辩。
典型的狡辩。
首次供述的合法性，本身就因为辅警讯问而存疑。
更重要的是，陈强后续的翻供，明确指出是“被迫签字”，这需要彻底调查。
而非简单归结为“逃避责任的教唆”。
这根本是在回避核心问题。
王建的声音更加洪亮：“再次，关于被害人李立春的询问笔录。”
“辩护人质疑其‘程序倒置’，这完全是断章取义！”
“诚然，李立春的首次报案是在治安案件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其陈述的证据效力就此丧失。”
“本案转为刑事案件后，公安机关对李立春进行了第二次询问，并对她的陈述进行了再次固定。”
“这正是为了确保证据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完全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转化的要求！”
“被害人的两次陈述，内容高度一致，足以相互印证，证明其真实性！”
张伟在桌下轻轻敲了敲手指。
虚伪。
“再次固定”可不是“重新收集”。
法律要求的是在刑事立案后，按照刑事诉讼的程序和标准，对言词证据进行“重新收集”或“转化”。
这需要严格的程序保障，比如告知权利、记录规范、同步录音录像等。
李立春的两次询问笔录，如果只是简单重复，而没有新的程序保障，那它依然是“治安案件”阶段的产物，无法有效转化为刑事证据。
至于“内容高度一致”，则更是自欺欺人，因为之前的笔录，内容本身就有矛盾。
王建的目光扫过旁听席，他享受这种被人瞩目的感觉。
“至于辨认笔录，侦查人员王某、刘某全程在场监督，并签字确认，程序合法有效，没有任何见证人缺席的瑕疵。”
张伟嘴角微不可察地撇了撇。
侦查人员在场就代表程序合法？
没有见证人的辨认，以及在刑事立案前的辨认，都存在严重的程序缺陷，根本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这些都是教科书级别的错误。
王建加重了语气，指向那十二份《情况说明》：“最后，我方出具的十二份《情况说明》，详细阐述了案件办理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这些说明，恰恰证明了公安机关在办理本案过程中，始终秉持严谨细致、依法办案的原则。”
“这些都是真实情况的客观记录，是司法机关公开透明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