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改革的种子早已埋在齐国内了，那就是考课制度，也便是科举的前身。甚至可以说，未来在隋唐发扬光大，乃至流传至后世中外的科举制度，此时在齐国已经有了雏形。
这倒不是齐国独一无二，举世无双，事实上考课这门制度，在汉朝就已经开始了，魏明帝时期，大臣刘劭制定《都官考课》七十二条，明确规定中央朝官必须要按时接受考试，吴国大臣步骘也曾给孙权上疏，说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等人身负重任，请求吴帝下诏免除他们的考课。
这点到晋时因为士族的耽乐而颓废了，毕竟国家不考五石散的四种磕法的话，那他们就没什么拿得出手了，像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就是这样的极品。
王徽之曾在桓温的弟弟桓冲手下担任骑曹参军，负责管理马匹，桓冲知道他是个废物点心，就问他在哪个部门，王徽之居然不知道，只说经常见人牵马在自己眼前走来走去，估计自己是管马的，又问他“管几马”，仍是不清楚，桓冲再问他“近来多病马，马比死多少”，王徽之更是理直气壮地回答：“未知生，焉知死！”
这就是魏晋时期好清谈玄学的真实面目，也就注定了继承这一套的南朝难以北伐而清定天下，毕竟上层多是王徽之这样的人才，那非得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王，配上一个将旧势力彻底摧毁的动乱时代，才有重塑南朝风气的可能。
相较于颓靡的南朝，北魏反而拾起了考课这个老传统，从拓跋焘时期就开始“亲考内外”，孝文帝时期更是大会群臣，亲考六品以上的中央官员，毕竟对皇帝来说，考试而进行任免，是一个夺回人事权的好手段。
到了后来的西魏，苏绰制定六条诏书，宇文泰要求“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记帐者，不得居官”，实际上也是一种考课要求。
而齐国在北魏的基础上，比西魏北周发展得还要深邃，虽然依旧沿袭了北魏的选举制，仍用中正举荐人才，但这中正主要由京官担任，扼制了地方士族一定的举荐权，而后被举荐者分别为秀才、贡士、廉良，要在朝堂通过中书省、集书省以及吏部考功司的郎中进行考核，偶尔皇帝也要亲临朝堂策试，甚至对于各项失误都有着细致的规定：
字有脱误者，叫起来站在坐席后面，书有滥劣者，喝一升墨水，文理孟浪者，把坐席撤了、佩刀也拿走。
如此一来，齐国便承袭了汉晋北魏以来的选官制度，并进一步将其完善，齐帝对官员的控制由于考核制度的成熟而变得凝实，又建立了明细的任官要求与标准，也使得后期的齐帝能够利用恩倖政治削弱晋阳的实力，实现皇权的逆袭，并且开了隋唐科举制度的先河。
可以说，隋唐虽然在法统上承袭自北周，但精神与制度却对北周这个母国全盘抛弃，选择了齐国的制度作为帝国的架构，而科举制就是其中之一。
因此虽然这个时代的人不清楚，但高殷作为齐国的统治者，很明白此时的齐国已经具有了改进科举制的基础，只需稍作修改，他就能推陈出新，让科举提前现世，成为他吸纳各地人才的选官机器。
“太和十九年，魏孝文帝于光极堂引见群臣，宣示《品令》，曰‘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尔后又定九流三清之职。”
从先代开始做文章是老招数了，毕竟是祖宗之法，孝文帝曾经规定官分士人和小人，那么正好，这就能够划分出差格来。
“魏晋之际，玄风大炽，士族耽于清谈，竞尚浮华，而多疏于实务，此风实于国无益。加之士人皆耻居下品，不屑低浊之职，致使勤事之官反遭轻看，朕深为慨然。故今分立流内、流外之序，于流外置七等官位，设考试以核其能，专试庶务根本。依文墨评定才识之高下，参以在官之功绩，定为终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