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甚至用了魔改、大杂烩这样带有贬义的词语。
难道你认为，这些改动就完全没有积极意义吗？比如关公显圣，虽然是神怪情节，但它强化了忠义精神，满足了民众的道德期待；
七擒孟获虽然奇幻，但也展现了诸葛亮的智谋和宽容。
这些改动，难道不也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文化需求的再创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丰富和提升了作品的感染力吗？
你为何只强调其商业性，而忽略其文化价值？”
这个问题一出，立刻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尤其是中文系的老师们，纷纷点头。
祝仁平静地回应道：“周老先生，我并未完全否认这些改动可能存在的文化价值或积极意义。
我强调商业动机，是因为我认为在分析文本流变时，不能忽视出版市场这个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
书商为了销量而迎合读者口味，这在当时是普遍现象，也是推动通俗小说演变的重要力量。
至于这些改动是否提升了作品，我认为见仁见智。
比如关公显圣，固然满足了部分读者的期待，但也让关羽这个人物形象趋于神化和脸谱化，失去了早期版本中可能存在的更复杂的人性层次。
同样，七擒孟获的奇幻情节，虽然增加了娱乐性，但也削弱了历史演义的真实感和严肃性。
因此，评价这些改动，需要结合不同的标准和视角，不能一概而论。”
周维岳听完，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显然对这个回答不算完全满意，接着又抛出了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毛宗岗父子的修订。你认为他们是按照清初儒家正统观念进行了价值重塑，强化了尊刘贬曹。
但毛本之所以能流传最广，成为定本，难道仅仅是因为符合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吗？
难道不是因为它在语言文字的锤炼、情节结构的完善、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确实达到了更高的艺术水准，更符合后世读者的审美习惯吗？
你将毛本的成功过多归结于价值重塑，是不是也忽略了它在文学艺术性上的巨大成就？”
这个问题同样尖锐，直指毛本的经典地位。
祝仁依旧从容应对：“周老先生，我完全承认毛本在语言艺术和结构完善上的巨大成就，这也是它能够成为通行本的重要原因。
毛宗岗父子作为文学家，其修订工作无疑是带有提升艺术水准的目的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们的修订，确实也深受当时社会思潮和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
尊刘贬曹倾向的强化，对人物形象的脸谱化处理，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
我认为，毛本的成功，是其艺术性提升和意识形态契合双重作用的结果。
我们既要肯定其文学价值，也要认识到其中蕴含的特定时代的价值观烙印，这样才能更全面地理解这部作品。”
祝仁的回答滴水不漏，既肯定了对方的部分观点，又坚持了自己的核心立场，让周维岳一时间也难以再深入诘难。
他沉默片刻，最终还是缓缓坐下。
接下来，马校长又点了几位举手的学生。
一位戴着眼镜的男生站起来，有些激动地问道：“祝老师！听了您的讲座，我感觉自己以前的《三国演义》都白读了！
那我们以后到底该怎么读这部小说？是不是应该去找那些更早的版本来看？”
祝仁笑了笑：“这位同学的问题很好，了解版本的流变，并不是要否定我们今天读到的通行本的价值。
毛本《三国演义》依然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在语言、结构、人物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