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被投献的士绅暂时免于处罚，这是王鼎为了缓解和南京各部官员的关系作出的妥协。
文书证据不完整的，则是根据实际投献双方提供的资料，进行分配。
虽然这给了地方官吏，一定操作空间，但是暂时只能这样了，其他只能等到未来王鼎新的司法体系建立起来再说。
但是这些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广大士绅的利益，属于官府加重了士绅的税收，减轻了老百姓税负。
是杀富济贫的行为。
于是一些官员士绅开始鼓动那些秀才举人带着家仆佃户上街游行大规模抗议。
不过有了齐庶人的前车之鉴，所有人都不敢做的太过。
这些士绅秀才举人的佃户以前交给他们的租税只有国家正常税负的一半，佃户得利，士绅也得到利益，还能收获个好名声。
结果就是官府的税收只能从其他没有功名的老百姓身上收取。
导致普通百姓税负过高。
秀才举人们并不觉得这是国家对他们的恩典，反而认为这是他们辛辛苦苦考上功名的回报。
王鼎也没对他们客气直接对这些秀才举人派兵抓捕，也没用刑拷打幕后主谋，其实王鼎都已经大概知道了是哪些人。
但是南京官员这么多，牵一而动全身，只要他们还没有正面站出来，王鼎就装作不知道，让政府可以常规运转下去。
所以王鼎干脆不问，佃户送南洋开荒，士子们直接送倭国，胆敢武力反抗的直接开枪就地处决。
这件事情后来越闹越大，王鼎抓捕士子，算是犯了整个南直隶官绅的众怒，甚至还有全国其他地方士子前来支援他们，王鼎对所有来南京的士子都非常尊重，来到南京闹事的，不论秀才举人，一律赐给了教谕的官身，就是就职地点远了一点，都在马尼拉，苏禄，安南，占城，马六甲各地。
甚至安排了几个人去暹罗。
但是王鼎也知道随着农业税的降低，也会让地主们的收益增加，会导致更严重的土地兼并。
但是现在大明的管理体系还是非常粗糙，根本无法完成精细的土地分级收税管理，王鼎准备参照日后的所得税模式，对土地税进行累进税制，对于拥有万亩以上的大地主，王鼎考虑把所得税提高到总产量的八到九成。
南直隶情况基本稳定以后，王鼎从北京调来原来榆林知府李哲言，李方正父子带一千亲军南下主持南直隶日常工作。
这时候远征鹿儿岛的王英已经传信来了，岛津家的鹿儿岛城已经投降，现在他正在北上，为了把九州人民从幕府的残暴统治下解救出来而努力奋斗。
这些南京所有官员，正好有着完整的六部体系，也有着大区域管理经营，
王鼎准备带着他们一起远征倭国，带着李成梁和南京兵部尚书戴才等人去京畿地区溜达溜达，看看能不能把倭国的东京都变成大明的东京城，在那里建立大明统治新秩序。
另外也可以看看王英他们干的怎么样了，如果京畿地区比较难打，不行就先占领九州岛，先在那里全面建立起大明的统治，作为进攻倭国本岛的基地。
实际上在原南京礼部尚书，现在的九州督师王英和魏国公徐弘基带着一万人，坐船离开长江口的时候，不管是王英还是徐弘基都是泪如雨下。
不知道何时才能再次回到南京。
这一万人其中五千是南京的守军，另外五千是王鼎从他们十文一天的民夫之中挑选的健壮之辈，既然做了俘虏，就一起安排去了倭国。
实际上王英徐弘基等人的后续行程非常顺利，王鼎早就让沈有容在倭国俘虏中挑出了十几个倭国领航员。
而且这次去倭国船只，除了施德政沈有容和张大可的所有战船，还包有十二艘改装了二十四门大炮的马尼拉大帆船和韦麻郎的三艘荷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