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这些金块大小统一、便于搬运，显然是早有准备的“应急本钱”，本是打算逃出生天后用作招兵买马、东山再起的资本。
那般仓皇逃窜的境遇下，携带体积庞大、不便转运的珠宝文物的可能性极小，只会徒增累赘。
朱有建听罢史官们环环相扣的推演，当即转头交待高起潜：
“后续派蓄塘队去夹山修筑蓄塘时，顺带把这处金洞完整开挖出来，仔细搜查每一处角落，若有其他器物或文字遗存，一并妥善带回京城便是，不必另外专门派人折腾。”
这般安排既不耽误主业，又能进一步探寻藏金之谜，省心又高效，正合他务实的性子。
他话锋一转，想起心中另一桩疑惑，试着询问起贺兰山的相关旧事，想看看这群“活史书”能否捎带解开。
可这一问，却实实在在难住了众史官——
哪怕他们博古通今、通晓历代典章，面对无史可依的古老传闻，也只能束手无策。
老史官们直言，虽有“史出于三坟五典”的说法，但那些多是上古口口相传的信史雏形，真正有文字记载、能作考据依据的，最早是刻于竹简的《竹书纪年》，可这书在他们眼中，压根算不上正统文献，向来不予承认。
这群老学究的严谨近乎执拗：
承认周史，是因有《尚书》《春秋》等确凿史料相互佐证；
就连商朝的存在，若非后世出土了零星甲骨卜辞印证，他们也绝不会轻易认可。
而《竹书纪年》自汉代出土后，历经战乱兵燹，至宋代已佚失大半，又经宋人重新编辑改动，早已失了原始原貌，满是后人附会的痕迹。
想让这群坚守正统、宁缺毋滥的史官承认它的史料价值，简直是痴人说梦。
谈及贺兰山，史官们顶多援引《水经注》中的零星记载，称其古有“画山”之称，山体确留存不少史前岩画与遗迹，但每说一句都要着重强调“史前”二字——
没有明确史载、无凭无据的东西，他们绝不会妄加揣测、随口瞎说。
堪舆师们尚可援引《连山易》这类典籍谈玄说妙、附会风水，史官们却打心底不屑于用这种“形而上学”的内容佐证观点，他们只信奉“以史说史、无证不立”，因此压根没法给出贺兰山腹地那些神秘说法的具体来源，只能摇头作罢。
朱有建本也没对贺兰山的问询抱太多指望——
辽国历史距当下不过四百余年，与北宋同处一个时代，既有官修史志，又有私人笔记佐证，史料详实可依，史官们自然能说得明明白白。
贺兰山却不同，虽说它是西夏的天然屏障、皇家猎场，可西夏都城兴庆府离贺兰山腹地还有百余里路程，现存的西夏史料本就稀少零散，翻遍典籍也压根找不到关于贺兰山深处的更多记载，想单靠故纸堆破解谜团，本就不现实。
况且从兴庆州古河床起出的那卷羊皮卷，早已交由研究院的教授牵头研究，史官们也从旁提供辽夏关系、地名沿革等史料支持，可翻来覆去比对了数月，也没找到半点与此次贺兰山疑云相关的蛛丝马迹。
如今能指望的，唯有此前派去的堪舆师团队实地考察，可他们已然出发半年，一路翻山越岭、杳无音信，至今没传回任何确切消息，再多纠结也无用，朱有建只能暂且压下心头疑惑，将此事搁置一旁。
就在这时，南明弘光政权的北伐檄文，终于随着锦衣卫的加急文书火速送进了京城。
那檄文措辞凌厉、气焰嚣张，消息一出，内阁与兵部当即炸开了锅，连夜紧急召集会议，一边围着舆图商议应对之策，一边火速派兵部主事赶往西苑，向乾德皇帝当面汇报这十万火急的军情。
朝堂之上，烛火通明却气氛凝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