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和约带来的更深远影响，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慢慢显现：
原属西法兰克福的法兰西地区，逐渐在政体上与东法兰克福背离，国王权力不断强化，最终脱离神圣罗马帝国，成为独立的法兰西王国；
而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普鲁士王国与奥匈帝国则慢慢崛起，前者靠着军事扩张壮大，后者凭借联姻与贸易积累实力，两大势力从领土争夺到宗教影响力角逐，开启了后续长达数百年的漫长博弈。
奥斯曼帝国的铁骑踏破欧洲东部边境时，伊斯兰教也如潮水般渗透进巴尔干半岛的山谷与城邦。
面对这场宗教信仰与领土主权的双重冲击，罗马教廷翻遍了教义典籍，也没能拿出有效的反制手段——
希腊地区的教堂还没来得及拆下十字架，就被改成了清真寺；
巴尔干半岛的贵族们接连倒向奥斯曼，连带着领地内的信徒也被迫改信。
教廷的影响力像退潮的海水般不断萎缩，原本在欧洲大陆说一不二的话语权，渐渐弱到连小邦国的君主都敢敷衍。
眼看教廷在危机里节节败退，奥匈帝国索性决心单干，明目张胆地与罗马教廷分庭抗礼。
他们的计划步步为营，精准又狠辣：
第一步先从耶稣总会入手，借着奥匈与威尼斯的关联，暗中拉拢耶稣会成员，试图借助这个遍布全球的宗教组织，慢慢蚕食教廷在各地教区的影响力；
等根基稍稳，又公开宣布支持新教，给新教诸侯送去武器与资金，直接点燃了新旧教之间的战火。
这场绵延数十年的战争，表面看是“因信称义”
与“教会权威”
的教义之争，本质上却是世俗政权向神权起的挑战——
奥匈想把宗教权力攥在自己手里，让教廷彻底沦为世俗统治的“精神装饰品”
。
可奥匈帝国没料到，耶稣总会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
现任会长文森佐·卡拉法之所以在新教与旧教之间反复横跳，一会儿默许下属与新教贵族合作，一会儿又高调参加教廷的宗教仪式，并非没有立场，而是为了平衡会内的派系势力：
他既要安抚那些忠于天主教、坚决反对新教的核心成员，免得他们集体叛出；
又要稳住与新教阵营关联密切的海外分支——
毕竟这些分支掌控着美洲与东印度的传教资源，一旦脱离掌控，耶稣会的实力会大减。
唯有在两边之间找平衡，他才能保住自己的会长之位，维持耶稣会的整体稳定。
事实上，耶稣会最初成立的初衷，本是为了扩大天主教义的传播范围，算是对罗马教廷传统传教体系的补充。
与教廷依赖欧洲贵族、只在宫廷与大教堂里传教不同，耶稣会摒弃了这种精英化的传播方式，转而走向平民化：
他们跟着殖民者的船队横渡大洋，在东印度的热带丛林里搭建简易教堂，在南洋的岛屿上教土着识文断字，还深入东亚的村落，用当地人能听懂的语言讲解教义；
甚至跨过大西洋去往美洲，跟着西欧殖民军队征服者的脚步，将十字架插在了玛雅文明的废墟上，将传教的足迹延伸到每一片被殖民者踏足的土地。
若是没有奥斯曼帝国的入侵打乱节奏，给耶稣会足够的时间，他们或许真能将天主教的福音传遍全球，让教堂的钟声在各大洲响起。
就连神圣罗马帝国，原本也能接受耶稣会的存在——
毕竟耶稣会的传教活动，能间接为帝国的海外扩张铺路，帮他们更快地控制殖民地的人心。
可偏偏耶稣会会长文森佐·卡拉法隶属于奥匈帝国体系，这份与教廷竞争对手的深度绑定，像一根刺扎在罗马教廷心里，让他们从心理上根本无法接受，最终将这份本可互利的合作关系，一步步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