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关于2号楼的事。”
“它以前是护士宿舍，后来改成了精神病院宿舍，对吗？”
林夏把自己知道的信息说了出来。
“对，但最惨的不是改成精神病院的时候，是日军占领的那四年。”
店员的声音沉了下去。
雨还在拍打玻璃，店里的白灯照在他脸上，把他的脸照的苍白，“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日军很快就占了高街，把2号当成临时的‘刑房’，因为它离平民坟场近，方便处理尸体。”
“那时候香港的很多医生和护士，都不愿意帮日军治病，尤其是不愿意帮日军处理伤员，这些不肯日本人话的就被关在2号楼里。”
店员停顿了一下，像是在组织语言，“日军折磨人的法子很多，比如把人关在二楼的小房间里，不给水不给饭，让他们活活饿死。
或者把人绑在楼梯的扶手上，用浸了盐水的鞭子抽，抽晕了就泼冷水，醒了再抽。”
“听隔壁阿婆说过，她在十来岁时，偷偷趴在2号楼对面的楼，透过墙壁缝隙看到日军常把里面的人拖出来，直接拖到对面的坡上一扔。
那坡以前就是乱葬岗，被扔那儿的人要是暂时还没断气，就只能在坟堆里哼哼。”
店员的喉结动了动，声音干涩，“听阿婆说其中有个护士，才二十岁，是从长沙来香港的，姓刘还是姓李来着……，阿婆说她记得清清楚楚，那姑娘总系着根红头绳，说话带着长沙口音。”
“那姑娘心善，知道附近战俘营里的同胞缺药，就偷偷从医院藏了些消炎药、止痛药，趁夜里偷偷送到战俘营去。
结果有一次被日军的岗哨现了，当场就被抓了，直接关进2号楼。”
他叹了口气，“日军把她绑在大厅中间的柱子上，折磨了整整三天。
不给饭吃，不让喝水，还各种折磨。
最后那天傍晚，他们把人拖出来，扔到了对面的乱葬岗上。”
“后来阿婆趁着早上去了趟乱葬岗，看见那姑娘趴在坟堆里，手里还攥着支钢笔，笔杆都被捏变形了。”
店员的声音轻了些，“阿婆说，那钢笔是姑娘的哥哥送她的，她来香港前，哥哥特意跟她说‘有事就写信，看见钢笔就像看见我’。
结果信还没写几封，人就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