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蛋白的结合位点截然不同，我们推测，这可能是一个用于招募未知衔接蛋白的‘侧门’。”
“我们有理由怀疑，在信号的‘接收端’与运输的‘执行端’之间，存在一个被忽略的‘中央调度站’......”
紧接着，华科院生化所的陈薇院士上台，她专注于囊泡运输的分子机制。她的团队提供了另一方向的证据：“我们发现，在某些特定类型的囊泡表面SNARE蛋白复合体上，存在一个保守的、功能未知的domain。当这个domain发生突变时，囊泡无法对上游信号做出正确响应，但其基础的膜融合能力并未丧失。这强烈暗示，存在一个专门的‘信号接收模块’镶嵌在运输机器上。”
两位国内顶尖学者的报告，如同拼图的两块，分别从信号起始端和运输终末端，指向了中间缺失的关键环节。
这时，一身西装的梅林也上台了。
年轻的梅林在众多权威注视下略显紧张，他近年来做出的研究成果虽然不算顶尖，但他展示的研究思路却很有意思。
关键枢纽节点，其理论上的结合特性，竟与谢明华教授发现的“侧门”以及陈薇院士提到的SNARE“信号接收domain”表现出了一定互补性。
会场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
计算预测与两大顶尖实验室的实验证据似乎开始交汇。
随后，来自mIt的埃琳娜·沃森带来了最直观的成果。
她并没有一开始就长篇大论，而是直接展示了自己半年前的研究成果。
在屏幕上播放了一段高速活细胞成像系统捕捉到的画面：当GpcR被激活时，一个被绿色荧光标记的候选蛋白（SFR-1）几乎在毫秒级别内，同时出现在被红色荧光标记的GpcR“侧门”区域和被蓝色荧光标记的特定囊泡的SNARE“信号domain”旁，形成短暂而清晰的三元共定位！
“我之前通过定量荧光共振能量转移技术证实。”埃琳娜的声音带着确信，“SFR-1在此过程中与GpcR和SNARE蛋白发生了激活依赖性的相互作用。”
“这个成果研究的相关论文我发在了《Journal of cell biology》上，不过这个发现尚不足以完全证明两者均发生了直接作用，需要进一步实验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