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写着“农机站那晚的事，有人知道。
若要帮忙，可去镇东头土地庙香炉下留信。”
的纸条，被黄国健像握着一块烧红的炭，又像捧着一株救命稻草。
他将其小心翼翼地藏在出租屋床板下的一道裂缝里，用旧报纸塞好。
接下来的几天，他活在一种极度的分裂状态中。
表面上，他依旧是那个顺从、麻木的“技术总监”
，在陶成文的监视下，高效地完成着“安平里”
小区剩余楼栋的虚假评估报告。
他甚至会偶尔主动向沈舟“请教”
一些无关痛痒的技术细节，以营造自己专注于“工作”
的假象。
他不敢表现出任何异常，陶成文那双看似笑眯眯、实则洞察一切的眼睛，以及鲍玉佳等人时不时投来的凶狠目光，都让他如芒在背。
然而，在他死寂的内心深处，那纸条带来的微光却顽强地闪烁着，与沉重的恐惧进行着拉锯战。
去，还是不去？这个念头日夜折磨着他。
他反复推演着各种可能性：是陷阱？是孙鹏飞或陶成文的又一次试探？还是真的有人目睹了马强的惨状，愿意冒险帮助他？如果是后者，对方是谁？能提供什么帮助？风险有多大？
最终，对儿子安危的终极担忧，以及内心深处那丝不甘就此沉沦的微弱火苗，促使他决定冒险一试。
他需要一个绝对安全、不被监视的时刻。
机会在一个细雨绵绵的午后降临。
陶成文似乎要去市区处理“安平里”
报告递交的相关事宜，临走前嘱咐黄国健好好待在屋里“休息”
。
这种程度的“放松”
监视并不常见。
黄国健心跳如鼓，在窗口确认陶成文的车远去后，他深吸一口气，从床板下取出纸条，紧紧攥在手心，然后戴上一顶破旧的草帽，低着头，如同一个真正的幽灵，溜出了出租屋。
他没有直接去镇东头的土地庙，而是在小镇狭窄、湿滑的巷道里绕了好几个圈子，确认身后没有“尾巴”
后，才怀着一种赴死般的心情，走向那个几乎被遗弃的、荒草丛生的小庙。
土地庙很小，香炉积满了雨水和落叶，显得破败而凄凉。
黄国健紧张地四下张望，雨丝冰冷地打在他的脸上，周围空无一人。
他颤抖着手，将一张事先写好的、同样没有署名、只简单写着“我需要帮助，如何联系？”
的小纸条，卷成一团，塞进了香炉底部潮湿的香灰里。
做完这一切，他不敢停留，立刻转身，几乎是跑着离开了这个地方，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仿佛要炸开。
这次冒险，如同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耗尽了他积攒的所有勇气。
回到出租屋后，他瘫倒在床上，浑身被冷汗和雨水湿透，巨大的后怕席卷而来。
他害怕这微弱的联系被现，害怕这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被无情掐灭。
然而，他并不知道，就在他进行这次危险的尝试时，外部的压力和联盟内部的裂痕，正在加这座罪恶大厦的崩塌。
先是不甘心被边缘化的鲍玉佳。
被孙鹏飞剥夺了“安平里”
地面工作的直接指挥权后，他表面上服从，心里却憋着一股邪火。
他将这股怒气更多地泄在了内部和他认为的“外部障碍”
上。
曹荣荣这个曾经的“自己人”
，因为之前的背叛和如今的落魄，再次成了鲍玉佳的出气筒。
在一次狭路相逢中，鲍玉佳带着张帅帅等人，又将曹荣荣堵在巷子里一顿暴打，骂他是“反复无常的小人”
、“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