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亲贵利用自己的关系，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转手批给商人，再从商人那里分得巨额利益。
地方上基本上所有最赚钱的行业，都被这些亲贵垄断。
还有许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权，控制了当地的食盐销售。
他们根本不顾百姓承受能力，任意抬高盐价，导致底层的老百姓长年买不起盐吃。
国家中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有利可图，这些皇族就会通过向皇帝乞请或者巧取豪夺的方式，抢占到自己手里。
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
。
比如在另一个世界中的万历皇帝赐给福王两万顷土地，本来定在河南，但河南好地尽数圈尽，仍然不够，不得不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
所以史书说，有明一代“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
另外各地王爷经常向皇帝哭穷，索要各种特利。
甚至许多地方的收税权陆陆续续划归了各地王府：
周王拥有开封的税课权。
潞王占有河泊所26处。
潞城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源王。
屯留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
平遥王说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宽裕，皇帝命令，把黎城县一年的商税划给他……
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皇族们积攒了天下最多的财富。
那个后来被李自成做成福禄羹的福王，“珠玉货赂山积”
，金钱百万。
逼的全陕皆反的陕西秦王，富甲天下，“拥赀数百万”
。
大同的代王，拥有房屋1o6o所……
从明代中期开始，历代皇帝不断通过“加派”
等手段，将宗藩费用进一步转嫁到人民身上。
原本负担很重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有的农民甚至“废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国之禄”
……
虽然国家明确规定皇族不得干涉地方政务，但许多皇族都涉足地方事务，一旦有求不遂，就依仗自己的龙子龙孙身份对地方官员横加欺凌。
因为享有司法特权，“罚而不刑”
，许多王府成为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自身也沦为黑社会头目。
嘉靖五年，庆成府的辅国将军因为藏匿大盗被人告；
隆庆二年，方山王府镇国中尉朱新垣“与群盗通，劫掠商货”
；
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都“私出禁城为盗”
，公然杀人劫财……
至于强抢民女之类的经典桥段更是无地无之。
在大明特权庇护下，朱姓皇族已经沦为大明社会道德水准最为低下的一个群体。
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载伦，“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
。
山民王朱企礼在武冈州“前后夺民妻女无算”
。
武邑王在父丧期间“居丧无礼，置酒作乐，召妓者歌舞，极诸淫纵，内使谏者，辄非法拷掠，或触其怒，以石鼓压胸，囊沙覆口，死者数人”
……
大明宗室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大明身上的一颗毒瘤。
宗室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实际上大明朝廷本身也知道这个问题，所以嘉靖时期后期出台了《宗藩条例》。
嘉靖四十一年，宗藩禄米需要八百五十三万石，而朝廷的岁入却只有四百万石，尚不及宗藩禄米的半数！
如果再加上文官武将的俸禄、募兵的军饷、防倭御虏开支，朝廷实际上已经无力供养人数众多的宗藩。
在这种情况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