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留着上周打翻的墨渍。
第三天清晨，我趴在裁布台上惊醒，嘴角还沾着面包屑。
昨夜低血糖作时，正用烫斗处理真丝裙摆，滚烫的金属头在布料上烫出焦痕，也在手腕上留下硬币大的水泡。
我咬着牙把那片废掉的面料剪掉，重新裁布时，剪刀差点戳进掌心。
当第一缕阳光照进车库，我终于把最后一颗珍珠缝缀到位，直起身的瞬间，眼前的世界突然倾斜，重重摔在缝纫机旁时，右手还死死攥着那张画满修改痕迹的图纸。
醒来时医院的白墙晃得人眼晕，护士说送来的人看到我怀里揣着个铁盒子，里面全是画到一半的设计稿，最上面那张被泪水洇得皱，铅笔字晕成了模糊的蓝雾。
我摸着打点滴的左手手背笑了——那里还留着握笔太久形成的茧子，像枚廉价却珍贵的勋章。
深秋的米兰展览馆里，聚光灯突然打在我身上。
当评委念出“涅盘”
系列的名字时，我盯着展台上那件缀满手工钉珠的礼服，突然想起那些在车库里度过的夜晚：用牙齿咬断线头时尝到的血腥味，凌晨三点被冻醒后裹着旧大衣画图的寒意，还有无数次对着镜子说“再试最后一次”
的自己。
颁奖台上的香槟杯映出璀璨的灯光，我展开获奖证书的瞬间，指腹抚过纸面突然一怔——这张纸的厚度，竟和当初那些被泪水泡烂的废稿差不多。
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缠过胶带的地方留着浅浅的疤痕，此刻正捧着那座沉甸甸的奖杯，仿佛握着一整个春天。
那些在暗夜里反复描摹的线条，那些被针扎破手指染红的布料，原来真的能在时光里酵，最终绽放成照亮前路的光。
接手汪氏集团那天，会议室里的老股东们眼神像淬了冰。
他们当着我的面撕碎重组方案，说“黄毛丫头懂什么经营”
。
第一个月我住在公司茶水间，把所有合同条款背得滚瓜烂熟，凌晨五点带着团队去工厂盯生产线，被机器零件砸中膝盖，一瘸一拐地主持完上午的会议。
最艰难时资金链断裂，我抵押了所有珠宝和房产，在暴雨夜守在银行门口，等行长签批贷款。
当政府送来“重点民营企业”
牌匾时，我摸着牌匾上的烫金字体，突然想起那个在楚家别墅楼梯间哭到窒息的夜晚。
阳光漫过窗台时，先在“优秀企业家”
证书的烫金大字上洇开一片光晕。
相框边缘还留着上次搬家时的磕碰痕迹，像极了当年在楚家别墅被推倒时，额角撞出的那道疤。
照片里站在人民大会堂领奖台的我，穿着自己设计的青瓷色西装套裙，领口别着枚蝴蝶胸针——那是用第一笔舞蹈演出费定做的，翅膀上的纹路，复刻了足尖鞋磨破的洞眼。
手机震动声惊飞了窗台上的麻雀。
舞蹈团小姑娘来的视频里，领舞的女孩正在做阿拉贝斯克动作，脚踝绷得笔直。
我突然想起二十岁那年，同样的动作让我摔断了右腿，躺在医院里听母亲顺娟在走廊打电话：“残废了正好，省得总惦记那些不着调的。
还是紫菱乖巧，从不让我过多担心！”
石膏固定的右腿传来钝痛，母亲的声音像淬了冰的针，顺着门缝扎进来：“医生说可能要留后遗症？那正好，省得天天往舞蹈房钻，正经姑娘家谁像她似的，把腿练得跟柴火棍似的。”
听筒里传来紫菱娇滴滴的声音，大概是凑到了电话边：“妈妈别气了，姐姐也不是故意的呀。”
“还是我们紫菱懂事。”
母亲的语气瞬间软得腻，“你楚濂哥刚送来的燕窝，快趁热喝了。
哪像你姐姐，摔断腿还要麻烦护士端尿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