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的周方怀明显顿了一下，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透过听筒传来，格外清晰。
“汪董啊，你这提议来得正好，却也不巧。”
他的声音带着几分无奈，尾音拖得很长，“这几天市工商联那边快被民企老板们踏破门槛了，半数以上都在反映试点的事，说你们汪氏把标准抬得太高，他们快顶不住了。”
我握着话筒走到窗边，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冰凉的玻璃。
市一中操场上，穿着蓝白校服的孩子们正围着篮球架奔跑，欢呼声像一串清脆的风铃，顺着和煦的春风飘进办公室。
“他们是觉得汪氏搞特殊化，抢了资源？”
“不止是特殊化。”
周方怀重重叹了口气，听筒里传来他喝水的声音，“有家做机械加工的老板，姓刘，昨天堵在我办公室门口快哭了。
说你们汪氏的政策一出来，他厂里的员工当天就集体找他谈子女入学的事。
他年营收才两千万，刨去成本利润不到两百万，哪拿得出钱建幼儿园、设教育基金？可要是不回应，几个跟着他干了八年的技术骨干，已经在打听你们汪氏的招聘信息了。”
我沉默片刻，目光越过操场，落在远处城东研基地的塔吊上，那里的钢材在阳光下泛着冷光。
“周局长，刘老板的难处我懂，但这事不能只看表面。
汪氏搞试点，从来不是为了‘抬高标准’，而是想撕开一个口子——让大家看到，员工的安居难题，不是企业独自扛的重担，更不是只能靠‘砸钱’解决的死局。”
手指轻轻叩了叩玻璃，我继续说道：“您想过吗？刘老板的技术骨干要跳槽，表面是奔着汪氏的入学政策，本质是奔着‘企业能解决后顾之忧’的安全感。
要是全市的民企都陷在‘要么扛不住成本，要么留不住人’的死循环里，最终受影响的，是整个城市的产业根基。
中小企业是就业的主力军，他们留不住人，咱们市的制造业、服务业哪来的活力？”
周方怀那边没了声音，只有笔尖偶尔划过纸张的轻响，想来是在琢磨我的话。
“所以您说的‘不巧’，在我看来反而是‘契机’。”
我的语气不自觉地加重了几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民企老板们慌了，说明他们在乎员工，也想把企业做好——这就有了抱团解决问题的基础。
汪氏的试点不是‘标杆’，是‘样品’，咱们得让大家明白，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花多少钱’，而是‘找对方法’。”
“找对方法？”
周方怀的声音里透着疑惑，“汪董有什么想法？”
“您别急。”
我转身走回办公桌，指尖落在那份员工子女入学台账上，“汪氏能谈成试点，靠的从来不是‘财大气粗’。
我们给教育局算过两笔账：一笔是人才账——城东研基地能带来两千个高端岗位，这些人才的子女入学解决了，项目才能快落地，未来五年能给市里贡献近十亿税收；另一笔是资源账——我们的技术团队帮学校升级智慧教室，研人员开科普讲座，这些软实力是教育局花钱都难买到的。”
我顿了顿，刻意放慢语：“中小企业缺的不是诚意，是整合资源的能力和跟政策对接的渠道。
刘老板的机械厂，能不能帮学校检修实验室的设备？做餐饮的老板，能不能承接学校的营养配餐？这些都是教育系统的刚需，比单纯捐钱更可持续。
要是把全市民企的资源整合起来，按行业分工对接学校需求，再由汪氏和工商联牵头跟教育局谈，这不就把‘单个企业的难题’变成了‘城市展的合力’？”
听筒里传来周方怀恍然大悟的轻呼：“汪董这是想搭个平台啊！
把民企的资源、学校的需求、政策的
